展览综述

2024年，宁波美术馆以本馆馆藏的800余件版画藏品为基石，并结合宁波美术馆开馆以来一直在展览、收藏和研究版画体系，从版画艺术、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源头出发，通过版画与革命政治的特质，主办和策划了“莫忘来时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版画特展”，展览沿着这个脉络分为三个篇章：烽火连天的革命文艺版画、勃勃生机的新中国版画、传承有序的宁波本土版画，并于9月29日至10月30日期间在宁波美术馆一号厅展出。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展览策划的初衷与最终的展览呈现对版画的独特艺术语言和历史发展表达一些自己的研究观点。

版画艺术起源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中国版画是创作于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扉页画（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而中国现代版画的兴起，则与20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密切相关。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发起“木刻讲习会”，系统引入西方版画理论与技法，推动了现代创作版画在中国的发展。该运动广泛吸收欧洲版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德国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比利时的弗朗斯·麦绥莱勒以及苏联的毕斯凯莱夫等代表人物的作品，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创作观念和技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现代版画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版画彼时承担着宣传思想、体现革命精神的作用，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30年代国统区美术的主力军。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中国版画的艺术价值也被更多地发掘。从战时饱含激情的刀锋笔法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新社会主义建设的描绘；从十年特殊时期的创作空白到改革开放后的重拾创作激情，再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进入新世纪后当代艺术的自由表达，中国版画艺术历经近百年的变迁，数字版画、综合版画等一系列的创新与突破，在不断地拓宽版画的场域与语境范畴，艺术家的创作更加自由，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与材料语言的丰富使得版画艺术在兼具绘画性的同时也更加具有观念性，版画所呈现出的独特的印痕美学与极大的可读性都使得它在众多绘画门类中脱颖而出，熠熠生辉。

宁波美术馆自2005年开馆以来，持续推动版画艺术的展览、收藏与研究，累计举办近30场版画展，涵盖邵克萍、张怀江、伦勃朗等中外名家专题展及国际交流展。馆藏体系丰富，收录赵延年、赵宗藻、邬继德等国内版画大家作品，并通过海外驻留项目收藏Peter Ford、奥列格·尤里耶维奇等国际艺术家作品。2023年入藏德国珂勒惠支18件经典版画，为新兴版画研究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馆藏版画达800余件，形成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收藏体系，持续促进中外版画艺术交流与发展。

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2024年），从版画艺术、新兴版画运动的源头出发，并结合新兴木刻以来版画与革命政治的结合，成为“莫忘来时路”展览策划溯源的重要特征，沿着这个脉络，展览策划了三个篇章。

一、烽火连天的革命文艺版画

1.凯绥·珂勒惠支与中国革命

鲁迅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中写道：1931年1月间，六个青年作家遇害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的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的时候，她也是署名的一个人。鲁迅提序中提到的“她”就是凯绥·施密特·珂勒惠支（Kaethe Schmidt Kollwitz，1867-1945），而这六个青年中，有一位就是我们宁波市宁海县人——柔石，他与鲁迅、崔真吾和王方仁参与发起“朝花社”。第一幅被鲁迅介绍到中国传播的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牺牲》（刊登在《北斗》杂志的第一本上）就是其对柔石牺牲的无言的纪念。而这些细枝末节也正证明珂勒惠支与中国革命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珂勒惠支1867年7月8日生于德国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1945年4月22日卒于德累斯顿。早年在慕尼黑女子美术学校受教育时，就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 ，一生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她的艺术与人生融为一体，作品中流露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时代的真实情感，并显现出难以磨灭的力量。而她选择版画，不仅是出于爱好和信念，还因为版画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广泛的传播。而这也与鲁迅大力推广版画的原因不谋而合。

她是一名戏剧化的艺术家，通过姿态和面部的表情，以十分微妙的处理方式表现出所刻画的人物的情感，创作出一系列的作品。宁波美术馆馆藏的18件珂勒惠支的作品通过多角度、跨时代和分系列地呈现了她一生的艺术创作与不同时代的表达。其中一件作品《农民（耕夫）》（1906年）是她第二套版画作品系列“农民的战争（1902年——1908年）”中的第一幅作品。通过这组作品，珂勒惠支再次将目光投向过去，分享其对周围不公正现象的愤怒。“这些不公正现象永无止境，大如山岳”。这部由七部分组成的系列作品讲述了16世纪席卷中欧德语国家的历史性起义，它不是对历史事件的摹写，而是以一种想象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农场工人所遭受的剥削。这是一个不亚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笔下的故事，并以女性的视角娓娓道来。馆藏的另外一件作品《断头台边的舞蹈》（1901年）据说是受狄更斯（Dickens）《双城记》的启发，是她写实阶段的标志性作品，是对现实的真实描绘。作品在背景的建筑物和前景的鹅卵石上的细节刻画虽然削弱了人物面貌，但是整体画面却看起来更加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在1922年到1926年期间，珂勒惠支创作品约30幅木版画，其中的“战争”系列木版画再现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对战争的反应，其中我馆藏的1922年作品《志愿者》（1922年）出自该系列第二件作品，充满了自我牺牲和奉献的欣然。另一件馆藏的木版画《玛利亚和伊丽莎白》（1929年），珂勒惠支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圣经故事，以两位待产母亲的会面来呈现“圣母访亲”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人性中的温存和柔情，是珂勒惠支最甜蜜、最友爱的作品之一，没有丝毫悲剧的暗示。选自“死亡”系列的最后一幅版画《死神的召唤》（1937年）是珂勒惠支创作的最后一幅石版画。在这一幅具有自画像风格的版画中，当死神的手伸向她时，她充满了希望。她似乎在说，无论一个人对自己的死亡有什么恐惧，都不会比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罪恶更可怕。珂勒惠支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母亲和儿童为题材的作品，馆藏作品《德国的孩子正在挨饿》（1923年）通过孩子们渴望得到帮助的眼神铭刻出当时德国人民的生活惨景。鲁迅在为他自费编印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设计广告时，就选用了这幅画。

“作品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她不止一次用这句话描述自己的作品。也正因此，鲁迅将珂勒惠支的艺术引进中国，对于那个时代的左翼的中国艺术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新兴版画家都从中得到语言和精神上的滋养,产生了大量反映社会苦难与抗拒压迫的带有强烈斗争倾向的美术作品。这种精神的感召力可以说已经融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血液里,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的良师益友”。

2.中国的革命文艺版画

中国的新兴木刻源自“一八艺社”。1929年1月12日国立艺术院的学生成立“西湖一八艺社”是国立艺术院成立的学生社团。1930年该社团分化为“西湖一八艺社”和“一八艺社”。1931年“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作品展览，首次展出了木刻作品，开启了中国的新木刻运动。鲁迅为《一八艺社1931年习作展览会画册》写了小引，将这些年轻人比作“健壮的新芽”。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木刻版画因“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随极匆忙，顷刻能办”成为抗战宣传的重要载体，这批木刻青年也回到浙江，成长为抗战版画的主力军。

张怀江等艺术家就是在艺术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珂勒惠支的艺术精神和社会责任，共同推动了中国版画艺术的繁荣。20世纪40年代初，张怀江进入办在敌后山沟里的英士大学艺专学艺。经常背负行装画具，辗转于浙南山区。他怀着对农民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借助刻刀创作了《歉收》《战后遗孤》等作品，抒发了他的爱憎感情和民族意念。他的刻作风貌和他的创作道路一样，都是深受珂氏的影响，一直到他1946年转赴上海美专学画时，他所刻的《苦力》《饥饿在蔓延》《人民说话了》等作品，仍是仿效珂氏简练、深沉、粗犷的艺术语言，表达了人民的苦难和呼声，反映了反内战、要民主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张怀江转向艺术教育岗位。他曾说：“我游过了珂勒惠支、延安木刻和前苏联木刻的三支版画主流之后，我深以鲁迅说的‘依傍和模仿，绝不能产生真艺术’为戒，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为求‘汇三支为一流’，我又迈开了探索的再一步！”张怀江与张漾兮、赵延年、赵宗藻合称“两张两赵”，成为新中国时代浙江木刻艺术高度的标尺。

第一篇章以珂勒惠支与张怀江先生的两个专栏近50件代表作品形成东西方的同频共振，并汇集了赵延年《逐日》、赵宗藻《礁石》、韩黎坤《国耻篇——读近代史有感》等多件革命题材作品，共同谱写烽火连天的革命场景回望来时路。

二、勃勃生机的新中国版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第一届全国版画展览会于1954年举办，到1963年一共举办了五届。涌现出李焕民、伍必端、赵宗藻、宋源文、吴凡、吴俊发、赵延年、黄丕谟、黄永玉、郑野夫、张望、张漾兮等一大批优秀版画家，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这个阶段的新兴版画不再讨论压迫、战火，继而转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世界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祖国的壮丽河山。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歌颂性和抒情性。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被中断了16年的全国版画展恢复举办，次年，中国版画家协会成立大会在黄山召开（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青年版画家重拾创作热情，浙江版画、央美版画、四川版画、江苏水印、北大荒版画等以地域为特色的版画团体，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力作，作品多采用新构图、新手法，大胆突破，使绘画题材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风貌。

虽然建设新中国的美好蓝图的实现尚待时日并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受其感染与鼓舞，使人们长期处于激动与兴奋之中。这种情怀外化在作品上，便是风景和人物版画，例如本次展出的李焕民的《初踏黄金路》，体现着新中国的欢快情调。这些作品激发人们热爱新中国，充满对新生活的信心，鼓舞人们满怀豪情地投身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中去。同时，此时期也有很多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品格，较强的忧患意识，而且技法纯熟，表现出艺术家高层次的审美追求，我馆在多年的收藏中均有涉猎。

第二篇章以馆藏精品为线索，通过李焕民《初踏黄金
路》、邬继德《悠悠岁月》、朱维明《渔村》等作品，系统呈现了中国现代版画创作的时代轨迹。这些作品既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蓬勃气象，又体现了艺术家对个体命运与时代发展的深刻思考。俞启慧《秋夜忆旧》、甘正伦《姑苏人家》等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记录社会变迁，而张远帆《游记》系列、张敏杰《CHINA.杂技NO1》、应金飞《湖山清明》等则彰显了当代版画家对现实生活的多元观照。这些藏品共同勾勒出中国版画艺术与时俱进的发展脉络，展现了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这些转变与社会转型、时代发展、人们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审美取向的变化息息相关，新的现象需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样式、新的形态、新的语境进行表达，这些视觉的突破也为版画构建新体系。

三、传承有序的宁波本土版画

浙江版画艺术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与历史脉络，其中中国美术学院作为学术引领与创作核心不断推动浙江版画的发展，宁波版画则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当代活力，构筑起浙江版画的重要支点。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从创立之初就与三位宁波人紧密相关，本文开篇有提及1928年11月，鲁迅、柔石、崔真吾和王方仁等（柔石等三位是宁波人）在上海参与发起“朝花社”，同年2月《朝花周刊》（“朝华”也称“朝花”）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外国木刻和绘画的文艺刊物。1939年，余白墅和依黎等组织了宁波木刻研究会，虽因历史久远，其他组织者和参与者不详，但它依旧是宁波版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1948年5月11日，全木协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举行；5月16日，应宁波文艺协会邀请，“全国木刻展览会”首次在宁波举行，展览展出作品200余件，并于《宁波日报》刊登展览特辑，进一步推动了宁波版画的发展与传播。抗战时期，众多优秀的宁波籍版画家挺身而出。江敉、陈珂田、邵克萍等版画家们以木刻为武器，投身进步爱国运动，他们以描绘人民疾苦、民族危亡为己任，将版画创作与劳苦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大量震撼人心的木刻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籍著名版画家如李焕民、贺慕群、江碧波、史一等不断涌现。在宁波工作生活的版画家们也以精湛的技艺，为宁波的艺术天空增添了绚丽色彩。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前后，随着宁波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高校艺术类学科的兴起，一批具有美院版画专业教育背景的版画家崭露头角。

宁波美术馆在建馆19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以构建本土版画艺术谱系为学术导向，系统性地收藏了张奠宇、李焕民、陈聿强等宁波籍版画名家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在艺术传承方面，重点关注三个维度的梯队建设：一是本土培育的周士非、王正均等中生代艺术家；二是引进的周暾、时晓玉等青年创作人才；三是在甬高校及中小学任教的版画教育工作者。这种"在地培育-外部引进-教育传播"的三维发展模式，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代际传承链条，更构建起具有宁波地域特色的版画创作与教育生态，为当代版画艺术的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范式。

第三篇章以馆藏宁波籍版画家和年轻一代宁波版画家为脉络，呈现宁波版画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开拓且创新的传承。

展览从别样的角度进入，让传统版画、现代版画、作品原版与数字媒体、投影等现代科技展示相结合，力求“莫忘来时路”中以版画结合革命、政治、经济进行溯源，与科技、教育结合进行当下及未来的探讨，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不一样的版画艺术，不一样的大众美育。

宁波美术馆策展人　俞轶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