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必晟

　　谈展览策划人之前，先谈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不管在哪个国家，那种体制下，现在的展览策划人作为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全才。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知识专业化发展的结果。第二，一个好的展览策划人，不应该是个官僚。如果是官僚的话，可以这样判断，它不可能将展览策划好，也不可能使其所从事的一系列展览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所谓“官僚”，是指完全使纯粹的策展行为成为一种行政职能，把展览策划人角色等同于一种行政职务甚至级别。一旦有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行政职权可以选择，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放弃策展人的角色，去进行更高层级的社会选择。

　　在进行展览策划的过程中，以官本位的态度来看策展人，其在价值观念和处理事物的方式上，一定不会把美术馆或展览馆看成是一个社会功能很特殊的机构，而是看成衙门，或者更糟，看成衙门的附属物。当然，策展人的身份在现在体制下的美术馆或展览馆内较为特殊。作为个体的展览策划人不是馆长，但在具体的展览工作中，他应该有馆长思路的体现；他不是商人，但在具体的工作中，要能将商家的意图得以发挥；他不是完全某一个专门领域的权威泰斗，却不得不在策展过程中，去力求拔擢一些倾向。一言以蔽之，展览要成功，策展人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在展览领域的专门家，标准不是级别，也不是职权的大小，而是展览最后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可以看到的是，当下的一系列展览，除了官方的而外，小小的几次不成气候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展览，使得展览策划人更像是一个资本权力下的乞儿，而展览组织中的天皇、精神核心,他们没有资金，没有艺术权力机构的强大后盾和愿意控制艺术的资本，没有足够的专业影响力，没有高度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操作意识，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生活上的一点安全感，他们只是任凭着可怜巴巴的一点关于展览的经验和一万个关于投资风险的警告从事着所谓的“艺术的展览”。

　　王南溟发表在《江苏画刊》上的一篇文章透露了普遍存在于艺术界的关于艺术制度的种种幻想:九十年代，当代艺术的种种问题已经集中于如何在海内获得策划人重视和基金会的资助以及如何在海外形成艺术市场，而使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依赖”于西方艺术制度中的“依赖”的艺术。这是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危机，全球社会的网状结构使某一种族和国家无法摆脱它国（特别是表现在弱势种族无法摆脱强势和国家无法摆脱交往时）的影响甚至制约，这是九十年代西方的艺术基金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策划人向中国当代艺术开放秩序中，中国如何在本土建立与海外相应的艺术制度使得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交往成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交往，而不是一味的从本土出走，投于西方艺术制度霸权中，已是中国艺术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的畸形发展已经产生了负面性影响，而对这种负面性影响消除的积极方向，首先是让当代艺术回到本土和在一个制度化的状态下自主地发展。事实上，策划人在严格意义上是身兼数职的通才，他们不只有善于启发群众接受某一类型艺术品的能力，同时，他们还应该是展览组织中的外交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家，然而当前一些有关艺术的生存状态，使我们很难能够从这些奢望中对艺术的自由策展抱有幻想，小范围的局部效应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今后成功经验的典范。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策展空间，在经济的制约条件下愈益显得逼仄，如果再加上来自意识形态、技术权力、国家意识诸多方面的挤压，或者传统田园牧歌式的虚构以及“精英”的当代虚拟，我们哪里还能真正有锲入当代文化流视点的适当形式？哪里还能同时建构一个在此基点上的造成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文化事实，以及由以集聚的一批热血沸腾、沈潜运思的真正探索者？一句话，什么才是优秀的展览策划人？优秀的展览策划人究竟应该有哪些必备的素质？对展览策划人来说，专业背景只是一个并不太重要的标记，或则说，它也只是一个标记，如此而已。

　　学人文的可能人文关怀很弱，学经济的也可能理财能力很差，学理工的也完全有可能人文素养很高，这些在当代的生活中可以说屡见不鲜。所以重要的是展览策划人的综合素养。首先，他必须是其本专业圈里广受同行敬重的学者。他不一定是专业圈里的第一名，但很不幸，他必须至少是中上的水平。在本专业圈里得到同行的敬重，才有来自非行政权力方面的服膺，这是发自内心的服从——心锐诚服。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专业成就，才能够仰仗他在展览策划人的位置上去更加凸现学术进步，而不是以拉关系、放大商业或增加职权为主要职责。当然，专业之外，更要有其他更为广泛的知识，特别讲求视野能尽可能的宽一些，人文色彩浓一些。也要有一门外语的知识，这样可以渐次培养自己的国际视野，多一些国际的交流。其次，他不一定是艺术管理专业毕业，但他一定要是在艺术机构中有相当的从业或管理经验，是一个敬业的管理者。美术馆或展览馆是非常复杂的人文机构，肩负着非常广泛领域的学术责任，而且有着很多开拓性的功能。美术馆或展览馆是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知识”是人类对未知王国探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种种曲折、失败、错误，知识的探索者必然要彼此平等地讨论、交流、批评、争辩，形成一种“知识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知识共同体内的“百家争鸣”中，才可能得到真知灼见，才有知识的发现、发明、积累、进步可言。因此，展览策划人的首要职责应是促进知识的创新、增长。美术馆或展览馆也是知识积累、传承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展览策划人也要对知识的“拥有者”——艺术家或其他各门类专家充满敬畏，怀着谦逊，虽然有时也要承担巨大风险。在美术馆或展览馆里开展工作，不光是在考验自己的学养和学术敏感性，而且还是有较强责任感意识及管理制约的一项工作。据说，哈佛大学最近一次校长换班时，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副总统戈尔曾被提名，但很快就被排除了。他们可以很好地管理一个国家，但因为他们没有在高校的从业和管理经验，就不被信任能去领导好一个优秀的大学。最后当选的现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曾做过美国的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但是哈佛最后选择他做校长，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而主要因为他曾是哈佛最年轻的教授、一位出色的学者，曾经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大学的经验(见《南方周末》1116期“丁学良访谈录”)。

　　当然，大学校长有完全不同于展览策划人的地方，但就管理经验而言，这一点是基本相通的。当代环境下的美术馆都或多或少有部分企业管理的成分在，各种名目下的资金流往来凸显了这种性质。既有国家财政的拨款，也有商家的投资，还有被展览作者的租赁资金管理，等等。策展人必须依赖美术场馆而生存和发展，这就决定了策展人必须学会企业管理，要能运用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去解决策展过程中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应该比管理企业还要复杂，是理财能力的体现。再次是要有募钱的能力。即便是在公立的美术馆或展览馆，作为展览灵魂的策划人，这个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募得的钱可以增加美术馆或展览馆发展的灵活性，可在更加广泛的空间去显示学术的魅力或拔擢可能的倾向。很简单，光靠政府的拨款，美术馆或展览馆不可能谈发展，这对一个有较强文化责任感的展览策划人而言，是不可能有任何空间的。也就是说，美术馆或展览馆的可持续发展将在其策划人的募钱能力方面有着更多的可塑性，这种弹性空间的存在为美术馆或展览馆下一步规范发展带来了可能。尽管制度上鼓励公益（捐赠）事业的法律和配套措施在中国还很不完备，但至少可以先引入信托制度来管理捐赠，让艺术爱好者和社会各界放心地捐钱。最后，一个理想的展览策划人，他既有管理的才能，同时还要有智慧和眼光。智慧和眼光与你学的专业没有关系。它要有开阔的心胸，敢于去选择寻找比你更杰出、更有名、更强的艺术家，甚至于不是同领域的专门家；你可以是一流的艺术家，可是如果你没有开放的心胸的话，专门去找比你弱的人，那么结果就很明显了。

　　当然，除非是在一定倾向的拔擢上，必须要将更不为人知的可能，在你的智慧启发下、人文关怀里，通过你的工作使之顺利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它还需要宏观的能力，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你这个专门性的展览在整个社会里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要看得广一些，再广一些。要有国际观、全球的视野，再理想的话，要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可是，你有中国文学、英美文学的博士学位，不代表你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跟人文知识，是两件不同的东西。一个展览策划人有些甲骨文或者隶书不认得，那没什么了不起。所谓人文素养，是有对人的深刻的认识和对人的终极的关怀。这两种东西跟你是学哪一行的不见得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你有很深厚的人文素养；你可以是一个文学博士，而你却一点素养都没有。